6时代，谈谈中国的运气 #W20
邓新华
一
上周，前三季度GDP增速公布，6.2%。第一季度为6.4%，第二季度为6.2，第三季度为6%。
6%这个数字，刺激了很多人的眼球。
因为这是保增长的下限。
经济学者马光远分析说，既然官方敢于公布6%这么一个数字，那大概率是对第四季度增速有信心，相信全年不会太差，明年应该会更好。
另一个经济学者向松祚则比较悲观。由于不能唱衰中国经济，他具体的观点我就不说了。
那么，中国经济的未来究竟会怎么样？
仅说乐观的一面。我认为中国经济的乐观因素始终是存在的。最大的乐观因素，是大众的观念上，对市场经济的支持程度，还是可以的。
水库的读者留言，常能看到对市场认识较深的精彩评论。对医疗等的观念阻碍较大的领域，支持市场化的读者相对要少很多，但我觉得这大概也好过欧美。
当然你可以说，那是因为水库的读者群体本身素质比较高。但是我的感受也不仅仅来自于水库，甚至也不仅仅来自于网络。
现实生活中，我也遇到不少人，他们对市场经济的支持程度出乎我的意外。我从他们再外推到整个社会。当然，会考虑到各种收入群体的比例问题。
没有统计数据，纯粹是一种感觉。
如果设定周其仁对市场的支持程度为90分，那么，我感觉中国大概有20%多的人，对市场支持的程度在65分—80分。
而剩下的人中，大概有60%以上的人，尽管不那么明确地支持市场，甚至口头上是反对的，但如果真要推进市场的话，他们也不会激烈反对。
比如医疗市场化。上一篇我的文章说了，乡村医生的执业资质要求特别松，放在美国那是万万不可的，而在中国，哪怕最激烈反对医疗市场化的人，也并不反对放松乡村医生资质要求。因为毕竟效果摆在那。
所以，这么好的观念基础，比欧美日要好得多，中国经济理应表现得特别好。
而事实上中国经济也的确曾经表现特别好。从1978年到2008年，中国经济增速在10%以上的年份，达到15年。
中国，曾经有非常好的运气。
二
上一周还有一件财经大事，就是2019年“诺贝尔经济学奖”得主公布。三个做减贫实验的经济学者得了奖。
和往届不同，这届的“诺贝尔经济学奖”得主，遭到了很多质疑。国内国外的质疑者都有。
因为这届得主，实在是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创新。
减贫，搞市场经济就可以了，还要做什么实验？
他们的实验，怎么说呢，一言难尽。例如，是直接给贫困儿童发治蛔虫的药更好，还是给他们买卫生普及书籍好？……
三个得主所谓的实验，好的方面，是给慈善捐助者提供一些依据；而坏的方面，则很有可能成为劫富济贫的理由。
这样的大规模质疑早就应该来了。
因为不止这届“诺贝尔经济学奖”得主，有太多的“诺贝尔经济学奖”得主，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理论贡献。
例如，2008年得主克鲁格曼，用规模效益解释要素禀赋相近的国家为何发生贸易。（注：这老兄是圈内被嘲得最猛的一位）
这，也能得奖？
道理是对的，但这只是一篇常见的经济时评的水平。没有任何重要的启发。
还有2010年的得奖的“搜寻理论”。搜寻成本只不过是交易费用的一部分，毫无创新可言。
还有，2017年奖给所谓的“心理账户”的提出者理查德·塞勒，很多人说塞勒的观点动摇了“局限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”的理性人假设，更是搞笑。
首先，“心理账户”是为了节约大脑的算力，其实还是为了利益最大化。其次，理性人假设是否符合现实，本来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基于这个假设推出的理论，是否有解释力。以为假设不符合现实，理论就是错的，那是根本就不懂科学方法论。
总之，自1990年代中期之后，得主多很水。但是以往人们被“诺贝尔经济学奖”这个“皇帝的新衣”唬住，没几个人敢说这些得主水平一般。
更有很多经济学教授、博士，为了自己的饭碗，不断地为“皇帝的新装”辩护：“这些人的水平就是惊世骇俗啊！你不懂数学模型，你不懂高级经济学，你没读足够多的文献，你当然不知道他们有多牛了。”
今年，连他们业内都有很多人忍不下去了。
写这一段，是因为，把“诺贝尔经济学奖”拉长来看，恰可以印证“中国，曾经有非常好的运气”。
三
“诺贝尔经济学奖”和诺贝尔毫无关系。
它是瑞典国家银行设立的、纪念诺贝尔的一个奖项。诺贝尔的遗嘱中没有经济学奖，这个奖的奖金也不来自于诺贝尔奖基金，它的评选者和诺贝尔奖评委会也没有关系。
它就是蹭热点非常成功而已。
“诺贝尔经济学奖”1969年开始颁发。
在1970、1980、1990年代中，诸多大名鼎鼎的市场派经济学家，获得了这个奖。
哈耶克、弗里德曼、科斯、斯蒂格勒、布坎南……
即便凯恩斯主义者萨缪尔森，微观上也不是特别左。
上个世纪中期之后的欧美，战后因为管制难以维持，市场短暂地得以出头，所以欧美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。尤其是当时有相当标准的计划经济作为对照，市场经济的成就更加显得辉煌。
然而，经济刚刚搞好，各种干预思潮，如福利、宏观调控等，风行开来。1970年代，欧美经济就又陷入滞涨的困境。
然后，有了美国里根、英国撒切尔夫人在1980年代进行的改革。至少在美国、英国，经济确实有了一段时间的起色。
而这个时候的“诺贝尔经济学奖”，大体上可以视为市场经济的吹鼓手。
四
中国1978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市场经济改革。
此时风行于美国学界的经济学，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，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、科斯等。外加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。
这就是中国的运气。
山东大学的冯克利教授，写了一篇文章，谈中国人学习西方理论的运气问题。
当中国人要学习西方理论的时候，有很大的偶然性。当时西方流行什么，大概就学了什么了。运气成分很大。
冯克利教授认为，中国的运气谈不上太好。
但至少在1980年代、1990年代，中国的运气真的不错。
急于摆脱贫困的中国人，急迫地学习西方理论时，恰好遇上的是哈耶克、弗里德曼、科斯等人流行。他们带着“诺贝尔经济学奖”得主的光环，让中国人学到了很多市场经济的纯正知识。
张五常夫妇与科斯
撒切尔夫人把哈耶克的《通往奴役之路》甩在议员们面前，说，我们就信奉这个。干脆利落。这样的段子在经济学界流传。
经济学界不少人，言必称科斯的产权理论。
“诺贝尔经济学奖”得主弗里德曼，可以直接向中国的领导人提出市场化改革的建议。
一群“芝加哥小子”在智利缔造经济奇迹，“芝加哥小子”的恩主皮诺切特在西方有争议，但对于中国人而言，至少智利经济表现远超过南美其他国家，这太有说服力了。
……
这个时候的“诺贝尔经济学奖”，可以说对中国经济有功，对塑造中国人的市场经济观念有功。
当然，即便当时没有哈耶克、弗里德曼、科斯等人影响中国人的市场经济观念，中国的改革也不是说就不能成功。
因为，当时的改革策略非常的好。上面鼓励各地方、各部门、各领域大胆改革，“杀出一条血路”，不要受理论束缚。哪种做法效果好，就推广哪种做法。
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符合经济学道理的极高改革智慧。
是一种让人们用脚投票的“算法”。
推行市场最力的地区，珠三角、长三角，吸引了无数人口，崛起许多超级大城。
其他地方自然知道它们哪些做对了，只能被动跟着学习那些对的做法，以留住财源。
改革的关键，并不是说地方的官员就有多高明，而是让官员、百姓都在“算法”中动态地修正自己的行为。
所以，即便没有哈耶克、弗里德曼、科斯等人的理论，中国的改革也会做得很好。中国也有优秀的经济学者，如张维迎、许小年、陈志武、周其仁等，说不定中国的学者也能发展出很厉害的市场经济学。
但毕竟，哈耶克、弗里德曼、科斯等人的理论，加快了中国人对市场的认识。人们对市场有信心，才能更笃定地让各地方、各部门去闯、去试。
如果当时中国人学习西方经济学时，恰好遇上克鲁格曼
、斯蒂格利茨之类的人流行，那么改革的难度一定会加大，中国的经济奇迹，恐怕要逊色上那么一点。
五
里根、撒切尔夫人的改革效果和中国无法比。因为，里根、撒切尔夫人既没有那个观念，也没有那个条件冲破阻碍，去让各地方自己改革。
但毕竟，里根、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多少算是证明了市场的有效性。
但是奇怪的是，尽管实践反复证明了市场的有效性，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，西方的经济学思潮，却日益地抛弃市场观念。白左横扫欧美，凯恩斯主义再度占据上风。格林斯潘这样的财富毁灭者，却被看成救世主。
芝加哥学派快速凋落殆尽，后继无人，哈耶克更是被严重边缘化。
反映在“诺贝尔经济学奖”上，则是得奖理论日益没有创新，日益数学模型化。
再也没有一个坚定维护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得奖。
“诺贝尔经济学奖”评委会几次试图动摇“理性人假设”，其实也是为干预张目。
因为，在很多干预派看来，“理性人假设”不符合现实，这就说明市场会失灵，就需要干预。
你吃药不够理性，所以需要FDA来管住药；你投资不够理性，所以需要严格管制金融……
（注：划重点，划重点）
得主中，奥斯特罗姆、威廉姆森算是偏市场的。他们指出，哪怕产权不明晰的公共领域，也是可以发展出民间自发治理的机制的，不需要干预。
可以说，如果以1990年代中期为分水岭来看，“诺贝尔经济学奖”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奖项。
与此相应地，欧美经济日益陷入困境。日本也是一样。
自2001年起，美国实际GDP增速再也没有触达过4%。
“经济体发达到一定程度，经济增速就会自然降低”，人们用这种错误认知来解释美国经济的困境。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增速下滑是因为观念的失败。
幸运的是，“诺贝尔经济学奖”发生大转向的十几年里，中国人倒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。
哈耶克、科斯在中国经济学者心目中仍然具有崇高的地位。
中国改革最重要的“算法”，并没有受到欧美白左复兴的影响。
自2001年之后，中国GDP增速在10%以上的年份，有5年！
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。
那之后发生的观念变化，这里就不多说了 
但尽管如此，如前所述，我认为公众的市场经济观念仍然是值得乐观的。即便这一观念基础支撑不了10%以上的增长，但支撑8%的增长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。
对于欧美而言， “诺贝尔经济学奖”不死，经济难有复兴希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