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葬送了北宋？#W30
大家可以看到，今天十分难得，没有次条广告。
因为今天原没计划推送文章。
盾叔的#W30，#W31，很早就交到了我手里。
但俺一直都不满意。总觉得差一口气，行文不够圆满。
发小号水准。
但是ZM和我说，明天要“主条”直发，推送广告。
俺叹了口气，虽说把品牌做死掉。广告变现阶段。
但你这样更，也太没有节操了吧。
“节操”，ZM恶狠狠地盯着我。伸手一把纸条扔过来。
这是什么，左手一大把，是账单。
右手一大把，是报销单。
糊在脸上一大把，是罚单。经济下行。
“不接广告吃什么”，ZM四处寻找，试图把垃圾桶扣我头上。
“好吧，那把邓老师文章，放在明天次条”。
“不行，广告商不接受”。
“只能今天加推一次了”。
邓新华
我以前中学学历史，历史书上说，王安石变法由于触犯了权贵和大地主的利益，最后失败了，没有能够挽救北宋。
当时我也不懂经济学，头脑里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印象：北宋的灭亡，完全是因为皇帝愚蠢短视懦弱，没有坚持王安石变法导致的。
不知道现在的历史课本是怎么评价王安石变法的。但从网络上看，不少人跟我那时候一样，认为北宋灭亡是因为没有坚持王安石变法。
更有很多人认为，王安石思想观念太超前，不为时代所理解。他们认为，王安石的一些做法，很接近“现代金融理念”。经常看到有人说：“如果王安石的主张得到推行，那么宋朝必然辉煌而绚烂。”
几年前流行的穿越小说《新宋》，讲的就是一个现代人穿越到北宋王安石时代，借助超越时代的知识，比王安石变法更现代，折服了王安石等新党，开开心心改造宋朝。这书我没看完，但从它受欢迎的程度，看得出来王安石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。
然而，事实却是相反的，是王安石变法葬送了北宋。
不是王安石变法停下来了，北宋才灭亡，而是北宋灭亡了，王安石变法才停下来。
一
北宋那个时候，问题很多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三大冗：“冗官”、“冗兵”、“冗费”。朝廷开支太大，捉襟见肘。老百姓负担沉重。
其中，“冗兵”的造成，来自宋太祖赵匡胤的理念：把可能作乱的人招进军队养起来。结果军队越养越庞大，但战斗力却不行。
面对这种困局，该不该改革？当然应该改革。
王安石就是在这个时候崛起。
支持变法的人被称为“新党”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被称为“旧党”。
从名字上看，“旧”嘛，一定是不肯承认现实、阻挠一切创新的，那还不是搞糟国家？
的确，旧党有守旧的一面，但守旧不一定就是错的。当他们反对的是更糟糕的“新意思”时，他们就是对的。
经济学家张维迎就经常说，新的经济学思想，不一定就比旧的经济学思想更对。
北宋究竟是葬送在旧党手里，还是葬送在新党手里？
先不谈理念、政策，先简单地看一下北宋末期的年号时间线吧。
治平四年（1067年），宋神宗即位。第二年（1068年），改元熙宁，开始任用王安石变法。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，是古今君臣罕见的。有人说两人如同一人。王安石在党争上特别执着，开大肆整人之先河，旧党全面失势。例如，王安石曾指使人诬告苏轼贩私，这是要把苏轼往死里整。
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，王安石变法的弊端已经十分严重。一个小官郑侠画《流民图》，宋神宗见了，对变法有部分后悔，罢了王安石的宰相之位。
郑侠《流民图》
然而，尽管王安石被罢相。朝中却仍然是吕惠卿等新党的天下。王安石是人去政不息。
熙宁八年（1075年），王安石又再次拜相。
熙宁九年（1076年），王安石因病辞去相位，但朝中还是新党主导。
然后是宋神宗的另一个年号——元丰，又经历了8年，宋神宗去世，旧党才迎来翻盘。
宋哲宗登基，高太皇太后（宋神宗之母）垂帘听政，改年号为元佑。司马光等旧党才得以重新掌握权力，还击、清洗新党。高太皇太后废除王安石变法，史称“元佑更化”。这时候的旧党史称“元佑正人”。元佑共8年（1086——1094）。
1093年高太皇太后病逝，憋了很久的宋哲宗改元绍圣（1094——1098）。绍圣这个年号的意思继承他父亲宋神宗的圣哲变法。章惇等新党还朝，全面清洗旧党，并且对旧党的打击，要比旧党的还击严酷得多。
宋哲宗还有一个年号——元符（1098——1100），然后去世。
宋徽宗登基以后，请同情旧党的向太后（宋神宗之妻）临朝听政，两人分享权力，年号为建中靖国（1101），这个年号的意思是调和新旧两党。旧党部分得以重返权力中心，新法部分得到纠正。
但可惜，向太后很快去世。宋徽宗改元崇宁，意思很明显，就是推崇熙宁年间的变法。蔡京为首的新党再度占有压倒性优势。
“元佑正人”变成了“元佑奸党”。新党还把他们的名单刻碑，“牢牢钉在耻辱柱上”。
此后宋徽宗还改了几个年号，对旧党有过部分宽容（体现在年号上，有政和、宣和等年号），但整体上，直到1125年，始终是新党得势。
宋钦宗年号靖康，只有两年（1126——1127），当时要应对金国的攻击，来不及调整内政。
从1068年到1127年这近60年间，旧党得势的时间才10年左右，其他50年都是新党（王安石——章惇——蔡京）掌握权力。
所以，看时间线，是谁葬送了北宋，是一件非常明显的事。
二
一种流行的说法是，王安石变法的设计是非常好的，但是下面的官员执行中走了样，才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。
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。
王安石变法的设计，仅有小部分可取之处，整体上非常糟糕，幸好下面的官员执行中走了样，要不然为害更大。
旧党只是因循，而新党则是控制狂魔。王安石变法的整体设计，就是控制、干预、与民争利。什么生意，新党都想控制在官府手里。
有一个段子说，有人向王安石献“奇计“，说抽干梁山泊的水，可得耕田800里。
好大喜功的王安石大喜，但也发愁一个问题：梁山泊的水抽到哪里去？
史学家刘贡父在旁边说：好解决。再在旁边挖个800里的泊装这些水就可以了。
王安石尴尬一笑。
今天的人读到这个段子，大概马上就能想到凯恩斯主义吧？
北宋人的多个文集里记述了这个段子。此事不知是否为真，但这个段子很好地揭示了王安石思维中的严重缺陷：他无法把事情的正反两方面综合起来思考。王安石一辈子，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维缺陷。
例如，“新法”中的青苗法，是官府放贷。王安石以为，这能缓解老百姓的资金困境。
他没有想一下，官府放贷的钱从哪里来？还不是向老百姓征税而来。把老百姓的钱收上来给老百姓放贷，和挖一个新的泊来装梁山泊的水有什么区别呢？与其如此，不如减税、放开民间金融，老百姓的资金困难自然会缓解。
并且，官府增加了放贷事务，必然要增加人手，“冗官”问题只会加重。
再加上，新党变法的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，在新法KPI考核下，地方官员只能强行向老百姓摊派高息贷款，这并不是地方官故意执行走样，而是上面强加的。
又例如，王安石试图裁撤军队，解决“冗兵”的问题，这本来没有错。
可是，王安石又想到，怎么弥补军力下降的问题呢？他还是挖个新的泊的思路。
这个新的泊就是保甲法。十家为一保，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，农闲时集中，接受军事训练，以此来补充军力、维护治安。
他自以为又节省了军费又保持了军力。
但现代人一眼可以看出，这办法是既增加了农民的负担，又不会有任何战斗力。
其他如市易法、均输法、农田水利法等，都是国进民退、加剧“冗官”问题，并且增加老百姓痛苦的。方田均税法是增加税收的。
王安石变法，简单说就是“瞎折腾”三个字。北宋的问题，不但没有得到解决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
到了新党的第三代首脑蔡京那里，除了这些常规的敛财之术，蔡京还铸造“当十钱”，大搞通货膨胀。
蔡京还早于凯恩斯800多年搞起了凯恩斯主义。他向宋徽宗提出“丰亨豫大”的理论，意思是要搞大建设、大享受，以此来刺激经济。
宋徽宗最欣赏蔡京的一点，就是蔡京从来没让他缺过钱花。
三
苏轼的弟弟苏辙，曾经代陈州知州写过一道劝谏宋神宗的奏折。
苏辙说得很激烈：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了？你拿现在的情况和以前比较一下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你也表达过后悔，可你总是坚持错误，抱有侥幸心理，以为把错误坚持下去，万一得到个好结果也说不定。
苏辙的奏稿，指出了爱折腾者的普遍心态。
明明是自己的思路错了，但他们以为，怪就怪下面没执行好，只要对下面严加督促，就会出现好效果了。
他们没有让地方、民间、市场在动态中改错的思维。
王安石自己的名言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，展示的也是这种心态。
新党就是这样不断地在错误中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。
以宋徽宗为例。
一种流行的说法说，宋徽宗醉心于艺术，耽误了治国。
其实不是这样。
宋徽宗这个人，始终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手里。他早年也想做明君。
但“新法”搞得国事蜩螗，宋徽宗跟宋神宗一样，没有魄力改错，越来越回避问题。
到了他统治的后期，刚开始，对于问题，他的口头禅是“且待商量”。后来问题更大了，他的口头禅变成“却又理会”。最后感觉问题实在解决不了了，他的口头禅变成“休！休！”
新党还好大喜功，喜欢搞军事投机。
对宋辽盟约，旧党一直是维护的。正因此，宋辽之间，维持了100多年的和平，这很难得。
当宋徽宗得知辽国遭到新崛起的金国的进攻时，他非常希望借由一场军事投机来掩盖内政上的极度失败。他派人从海上绕道到金国，和金国相约夹击辽国，史称“海上之盟”。
宋徽宗对辽背盟的决策，得到新党的普遍支持。（此时被边缘化的蔡京，倒是表达了微弱的反对。）
可是新党已经搞得军队没有什么战斗力，北宋的虚弱暴露在金国眼皮底下。
最后的结果，北宋灭亡，宋徽宗和儿子宋钦宗被俘虏到金国。
四
南宋检讨了北宋的错误。
王安石变法、新党葬送了北宋，这是南宋的定论。
宋高宗有一句名言：“朕最爱元佑。”就代表了他的态度。
南宋之后的知识界，主流舆论也都认为王安石变法葬送了北宋。
王安石赢得了“拗相公”的外号。
在民间故事中，饱受新法之苦的老百姓，喂猪的时候，叫唤：“王安石，来吃。”微服的王安石听了，羞愧不已。
在稗官野史中，宋徽宗的军事投机失败之后，蔡京被流放，但是一路上老百姓都不卖吃的东西给蔡京，蔡京病饿而死。
究竟应该怎样理解“改革”？
并不是所有改变都可以叫改革。
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，其实已经揭示了，改革，应该专门用来指放权、尊重市场、让利于民。
历史学者汪圣铎等人指出，像桑弘羊、王安石这一类人，不应该叫改革家。对他们更合适的称呼，是“财臣”、“聚敛之臣”。
（邓新华，2019年12月14日）
